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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经济拉响衰退警报 谁最受伤?******

  中新社北京7月23日电 题:全球经济拉响衰退警报 谁最受伤?

  中新社记者 庞无忌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是近期全球经济的真实写照。

  一边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爆表”的通胀数据。6月美国CPI同比上涨9.1%,创40年来新高。欧元区6月CPI同比也创纪录地增长8.6%。各国央行被迫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以对抗通胀。另一边,全球的粮食、能源、财政、气候等多重危机叠加,部分国家民众生计遭遇威胁。

  全球经济怎么了?我们是否正在陷入衰退?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副教务长芮博澜(Bala Ramasamy),欧洲知名电子元器件制造商普莱默(Premo)公司首席财务官费尔南多·戈麦斯(Fernando Gomez),与中新社经济部主任魏晞展开对话。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现场。翟璐 摄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现场。翟璐 摄

  芮博澜认为,全球经济正走向衰退,这段糟糕的时期可能会持续12-18个月。能源等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所受到的冲击或最大。为了降低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各国政府需要协作起来,共同采取行动。

  戈麦斯表示,经济衰退的“症状”在夏季之后的几个季度里会显现出来。对于中国,他认为,尽管也会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但中国政府会坚决、果断地采取行动,中国将比其他国家更快更早地从全球衰退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不公平的危机”

  魏晞:最近联合国发出警告称,我们正面临数十年未见的生活成本危机,包括粮食、能源和金融等多个方面,全球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芮博澜:现在全球可以说是危机重重。新冠疫情带来的后果是生活成本危机,由于供应链中断,商品的需求和供应之间出现了错位。今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又让本已出现瓶颈的供应链雪上加霜,特别是在能源和食品市场上。这种生活成本危机,事实上是发生在不公平基础上的危机——是中低收入国家的危机,而不是富裕国家的危机。富裕国家有能力支付更高的食品、能源等价格,但是中低收入国家却难以为继。最终的结果将是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前挑战还会进一步恶化已经存在的问题,如:收入不平等、贫困、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等。

  戈麦斯:以欧洲市场来说,受新冠疫情影响,欧洲已经遭遇了超一年的经济停滞。许多经济领域都关闭了,亚洲与欧洲间的物流运输以及一些制造业领域都遭遇瓶颈。这种供应链受阻,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制造业的价格和成本,这些成本最终传导到其他的经济领域,加剧了通胀和对通胀的预期。

  “创纪录的通胀”

  魏晞:6月份欧元区CPI同比上涨8.6%,再创历史新高,这对欧洲民众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您有感受到通胀的压力吗?

  戈麦斯:通货膨胀已经对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是供应链的投入成本上升。随着物价上涨,人们会对薪水上涨有更高的期望,以期补偿部分失去的购买力,但这对企业的结构成本造成了压力。其次是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人们对投资和耐用品的支出下降,这又反过来影响企业的经营。

  芮博澜:从根本上说,通胀发生是因为需求和供应之间存在缺口和滞后,供应无法跟上需求。这种缺口、滞后不断加大,商品价格自然上升。

资料图资料图

  “美欧等激进加息,让发展中国家跟着遭殃”

  魏晞:今年以来,美联储已加息3次,欧元区也开启了11年来的首次加息,这对控制通胀、降低生活成本有帮助吗?

  芮博澜:我们没有很多工具来控制通胀,其中,加息是最常见的一种处理方式。但问题是:是不是太晚了?因为高通胀的危险其实从2021年年中就已经存在了。现在全球的通货膨胀率已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于是美联储、欧央行在货币市场上采取了激进的(加息)举措。

  但这可能会加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在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一部分是预期性通胀。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货币贬值。当美国提高利率时,资金会流出发展中国家,从而带来发展中国家本币贬值,进口就会变得更加昂贵。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仅要承受因供需缺口而产生的通货膨胀,还要承受进口型通胀压力。

  而且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太多的手段来处理通货膨胀,只能被动跟随加息。付出的代价是,它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下滑。

  “欧元贬值可能加剧通胀”

  魏晞:戈麦斯先生,人们还担心利率上升会导致欧元急剧下跌。近期欧元对美元跌至20年来的最低点。你会担心欧元贬值影响到公司在欧洲的业务吗?

  戈麦斯:欧元贬值让企业经营者和欧洲央行都措手不及。从理论上讲,欧元贬值对欧洲出口商是利好,他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将更具竞争力。但只要我们购买非欧元计价的商品,欧元贬值就会增加进口型通胀压力,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天然气和石油。因此,欧元贬值会让欧洲的通胀状况变得更糟。

  我的观点是,目前市场的变化已经超过了欧洲中央银行反应的速度。因此,货币政策是落后的。但即使欧央行提高利率,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不太可能会回到之前1.15、1.20的水平。而且,在一个高通胀的国家,汇率是多少并不重要,因为货币正在贬值。

  坦率地说,我不认为他们还有什么“牌”可打。最有可能出现的是情况恶化,欧洲在未来几个季度出现经济衰退。

  “全球经济正在走向衰退”

  魏晞:全球经济是否正走向衰退?持续时间会有多长?

  芮博澜:我相信我们将进入经济衰退,因为通过加息控制通胀是一把“双刃剑”。不过,当我们谈论这些糟糕情况时,必须记住它们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情况糟糕的话,可能持续12至18个月。如果看过去50-60年发生的危机,平均来说,糟糕的时期大约会维持一年。

  戈麦斯:我认为,我们将在夏季之后的几个季度里看到经济衰退的开始。经济衰退有一些负面含义,比如:高失业率、商业领域的损失、人们遭受痛苦等。但它最终是一种平衡。我们已经看到商品价格在6月份开始急剧下降。

  魏晞:如何应对全球衰退?哪些国家最危险?

  芮博澜: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等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如果各国能够走到一起,试图共同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并在所有国家实施,将有助于解决问题,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没有人可以逃避现在全球面临的问题。目前一个大问题是能源价格飙升,对于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或能更好地承受经济衰退。而依赖能源等资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则处境更为艰难,比如斯里兰卡。

  “中国经济有望更快恢复”

  魏晞:您对中国之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看法?

  戈麦斯:我在中国生活了6年,对中国社会、经济有一些认识。首先是韧性。我已经看到中国经济非常快地从过去的几波疫情中恢复。中国经济的韧性是我们在其他许多地方看不到的。我对中国经济的预期是,尽管仍将遭受这场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但我很确定中国政府会非常果断、坚决地采取行动。事实上,其中一些强有力的举措已经到位了。中国将比其他国家更快更早地从全球衰退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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